朱宪民：镜头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来源：新快报作者：CDPA 时间：2010-09-02 11:54:19

8月21日，“领袖与人民——吕厚民、朱宪民摄影作品展”在广州开幕。展览共展出70多幅珍贵老照片，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十余年间，曾担任毛主席专职摄影师的吕厚民用其的独特视角，鲜活再现了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毛主席的日常生活与政坛英姿;同时，作为对普通百姓的关注，另一摄影大师朱宪民先生的镜头充满了人性的光辉，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常态和精神风貌。

这些珍贵照片为历史留下了可贵的真实记录，正如朱宪民在接受采访时所言：“作为摄影师，我们的镜头就是记录历史变迁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真实”

新快报(以下简称“新”)：展览中您和吕厚民老师两人的作品放在一起很有意思，他的镜头对准的是毛主席，而你的镜头里则全是人民群众，在“领袖”与“人民”两者间，您是怎样看这一微妙且呼应的关系?

朱宪民(以下简称“朱”)：人们很怀念老一辈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毛主席。大家以往熟悉的毛泽东照片不在少数，然而，不同的是吕厚民老师的镜头则向人们展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位父亲在孩子们面前的慈祥，也记录了他作为一名领袖同普通百姓之间不可分割的深情。而我的镜头恰恰是对准了就在那一时期的老百姓，探讨他们当时是怎么样生活的和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

同样是真实的记录，但这些照片却与纪实摄影有着一点根本上的区别，那就是特定年代背景让其中不少照片是“摆拍”完成。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拍摄百姓真正的生活的，不然会犯错误的，所以虽然在形式上是不真实的，但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下，这一切又是真实的，的确非常真实地描摹和记录了那个年代。

新：这不就等于是一个加了引号的“真实”?

朱：对，就是这样!当时拍的这种照片，可能不是当下最客观的一个状态，但其实这事实本身反映的恰恰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片段。摄影最大的功能是真实记录社会的变革，也许现在从照片中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调动”与“修饰”，但正是这种有意为之留住了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新：印象中当时要发表的照片，都要经过重重审核、挑选，甚至连作者自己都无法确认照片是否能够公开发表?

朱：是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摄影作品更多是为政治服务的，不少照片的诞生原本都是为了作资料存档使用，个人的确很难预料其是否会公开发表。这方面，吕厚民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毛主席的“御用”摄影师，吕老的镜头记录了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一批毛泽东日常与政治生活照，但他却不拥有它们的发表权，像这次展览展出的作品也都是从国家档案馆里借出来的。

镜头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新：也许更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年轻人感兴趣的是，当时为大家公认的审美，如构图、人物神态、人物姿势等，是否也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又是怎样的?

朱：那个时候的镜头中主要是有两个表情，一个是忆苦思甜，一个是欢呼喜悦。这就是一个时代明显的精神风貌和精神气质，可不是装出来的。比如我在拍一对父子、母女或是一个家庭时，充其量也就是在按下快门之前当一回“动作指导”，但对象脸上的表情神态则是生硬的摆布所无法营造的。

新：这种大家都认同的模式大概发生在什么时间段?现在回想起来，您觉得当时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什么?

朱：1966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摄影界依然很难摆脱这种模式，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大的遗憾是受工作条件所限，没有留下一些那个时代发生的重大新闻照片;让我最欣慰的，就是自己能够比大多数人更早地把镜头对准了人民和他们的真实生活，在那个时候我曾深入到林区、矿区、草原与当时的工人、农民、牧民交谈接触，了解和捕捉他们真实的生活记录。

新：那您是怎样走过那一段过渡时期，同样也有着很大的思想冲撞吗?今天再回头看自己当时的作品，会做一个怎样的评价呢?

朱：那是一场革命!当时的过渡实在太快了，在这期间我借鉴学习了像布列松、尤金·史密斯等一些国外摄影家的观念与手法，最剧烈的思想冲撞，就是常常要提醒自己去摆脱束缚，尽可能做到真实地记录和还原生活原有的面貌，以及时代变迁带来的种种社会变革。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香港《摄影画报》上发表了一些黄河主题的作品，当时人们对我的评价多是“你怎么总是拍一些只见到贫穷落后的照片”。但我认为，那都真实记录了当时80%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确实有很多贫穷落后的地方，譬如我是第一个深入矿井去拍摄矿工真实的工作环境及情况的，当一脸都是黑乎乎的工人出现在我的照片上，就受到很多人的指责，说我这是往工人脸上抹黑。其实，并不是我刻意把镜头对准极端的事例和人，更不是我刻意用镜头表现生活中丑陋、贫穷、不幸……但这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常态，作为摄影师，我们的镜头就是记录历史变迁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造假、剽窃纯属个人道德问题

新：随着现代数码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捕捉瞬间、记录真实的摄影而言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吗?

朱：要说不良的影响，那就是给某些摄影师在影展、比赛中去造假、剽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与机会。然而，事实上这对摄影的发展而言是一次暗房的革命，数字时代更方便了记者、摄影家的工作。但是，用胶卷还是用数码都是个人的选择，这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我们不能让这场革命变成一些人投机取巧的借口，摄影本身首先要是真实的，绝对容不了弄虚造假。

新：今天中国摄影造假剽窃的丑闻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何以屡禁不止?

朱：我觉得是有一些人的观念和认识走向了误区。他们认为现在的数码时代是按自己的观念去做的，而没有遵循纪实摄影的原则——真实性!和小说、绘画、电影是不一样的，尽管摄影也是一门艺术，但摄影所要诠释的价值就是真实，很大程度上照片是最值得信赖、最真实的一个表述方式。造假、剽窃这些个别事件的出现是与数码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没有直接关系，那纯属个人的道德问题。

新：现在还有一个引发争执和讨论的关键，那就是关于盗用、剽窃的标准应该怎样去判断呢?

朱：我的观点就是，你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当自己的东西用，这就超出摄影本身的一种观念了。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提高，这些状况会逐渐消失的。而关于评审制度和措施，我觉得那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提高每个作者的道德观念和创作思想，而且社会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我们也是很欢迎和需要的。

记者手记

“摆拍”与“加工”出来的真实

展览中最叫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张1963年毛主席一个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院广场迎面朝摄影师走来的照片。吕厚民捕捉的这一瞬间，早前在广东美术馆的展览《张大力：第二历史》中却有着另一个“真相”：同样的场景，这张照片中原本在毛泽东身旁的刘少奇、朱德等人，都被裁剪掉了。当代艺术家张大力花了六年时间，埋首于北京各大国家媒体机构的旧照片及相关资料中发掘中国近现代历史照片被修改和美化的事实。他曾表示，许多公开发表的图片，某种意义上其实属于“第二历史”，而原始图片无疑是“第一历史”。而日前吕老也回忆说，自己在担任毛泽东随身摄影记者时，只负责拍摄留档，幕后的裁剪工作都是由新华社编辑完成，自己当年还有很多照片至今仍未能公开发表，还留在国家档案馆内。

按照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人就会问：被修版师加工、拼接的照片甚至是底片本身，是否也能与今天中国摄影界的造假风波相提并论?

非也!显然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这些特定年代的历史照片或是在“摆拍”下完成的，又或是在“加工”后发表的，但放在当时的一个历史语境下，它们恰恰能够非常真实地描摹和记录了那个年代。与文艺作品不同，摄影不仅仅要从作者主观审美的角度使观者从精神上认知世界，还要建立在一个客观环境的大前提下。反观艺术家张大力给这些“加工”了的照片起了个名字，叫“第二历史”，也正是从另一面承认了它们对历史的真实呈现，因为真正被动了手脚的是历史事实本身，照片只是反映这一事实的途径。

如此一个“摆拍”与“加工”出来的真实，它正是我们才得以真切地触摸到那段难忘的历史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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